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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士生票貼閆鋒在磨鏡子？
　　當同學鐘興第一次聽說這件事時，閆鋒已經磨了一個月。兩個月後再見時，發現他依然在磨。鐘興終於按耐不住自己內支票貼現心的疑惑，“你堂堂一個博士生磨這個乾什麼，還磨得那麼開心？”
　　外人或許難以想象，在和那塊肉夾房屋出租饃大小的鏡子“軟磨硬泡”一年中，閆鋒對材料特性、光學製造有了更全面的認識，對加工工藝、輪廓測量、干涉檢測等相關技術的理解愈發深入。最終，閆鋒“磨”出了一張中國科學院大學（簡稱“國科大”）的博士學位證書，並如願留在中國科學院長春光學精密機械與物理研究所（簡稱“長春光機所”）工作。
　　2012年，閆鋒成為一名新上崗的碩士生導師，並於2013年招吳哥窟到了第一個研究生。
　　在“多快好省”工業化的研究生培養方式大行其禮服道、導師只愛課題不愛學生的大環境里，科教結合異化現象嚴重，一些碩士、博士研究生變成廉價的“學術工人”，更有甚者抱怨“讀研原來就是替老闆乾苦力活兒！”
　　閆鋒無疑是個例外。
　　讓人欣喜的是，筆者近日走訪長春光機所時發現，有著類似閆鋒經歷的並非個案，該所在破解科教結合異化難題道路上已經走出很遠。
　　尊重學生科研興趣，在實踐中激發年輕學生的創造力
　　長春光機所被譽為中國光學的搖籃，先後參與“兩彈一星”、“載人航天工程”等多項國家重大工程項目。在這裡，“工程節點”的概念人盡皆知：一個節點沒完成前，所有的工作都會緊張進行。
　　這也意味著，閆鋒乾起活兒來並不輕鬆，偶爾，他甚至用“苦逼”這樣的詞語來形容自己的工作，“讀研時周六不休息，現在工作了，連周日的概念也沒了。”
　　但他仍自得其樂，一個重要的原因在於，“感興趣”。
　　“磨鏡子”這個題目是閆鋒自己挑來的。他至今清晰地記得，讀博時，導師向他介紹了所在領域的前沿課題，並給了他若干個科研題目，任他挑選。
　　相比一些學生被動接受導師“硬塞”的題目，幸運許多。
　　在閆鋒看來，學生有了選擇權，產生了興趣，“就不再是被動地乾體力活兒，而是非常有衝勁兒地去探索未知”。
　　“你想學什麼？”
　　這通常是顏昌翔問學生的第一句話。這位長春光機所空間一部副主任、研究員說，在他的課題組裡，包括光學、機械、電子等多個領域的課題，如果為了圖省事，他大可將所有的工作攤派給學生，但作為過來人的他深知，“把學生逼成了苦力，乾自己不想乾的事情，既害了學生，也耽誤了科學研究。”
　　人才學家對獲獎者的獲獎成果統計發現，108名獲獎物理學家最佳創造年齡在31歲～35歲，91名獲獎化學家的最佳創造年齡在31歲～40歲，102名醫學家或生理學家做出最富創造性成果的年齡在36歲～40歲。愛因斯坦甚至說：“在30歲之前沒有對科學作出他的最大貢獻的人將永遠也不會有這種貢獻。”
　　強扭的瓜不甜，而順水推舟，在年輕人創造力最旺盛、對探索未知最渴求的階段，將他們感興趣的題目分給他們，將對其個人、導師、研究所乃至中國的基礎研究都善莫大焉。
　　這也是長春光機所的做法。
　　到現在，還有人不能完全理解閆鋒的“快樂”。他這樣回應，“如果對科研題目沒產生一種內心的狂熱，稍微苦一點就不會快樂，而我正樂在其中。”
　　事實上，他耗時一年磨出來的那塊鏡子在業內還有一個特殊的叫法：國內第一塊碳化硅的自由曲面。
　　當然，真正動手做科研之前，理論基礎必須要先打好。
　　當研究生忽視基礎理論課，第一年就被導師拉進實驗室幹活兒的新聞見諸報端時，長春光機所卻為學生設計了貼近科技前沿的各類課程，並聘請國內知名高校老師來所里授課；並設定“紅線”，“哪怕是學生在跟隨導師一起完成工程項目的時候，也不能落下對前沿理論知識的學習”。
　　魏群對這一點深有體會。儘管平時的科研實踐任務很重，但導師還是堅持每一周都要在組內舉行讀書報告會。具體而言，就是要每個學生講一篇SCI論文，介紹前沿領域的理論創新。儘管聽上去簡單，但“講出來和單純地看懂不一樣，除了這一篇文章，還要閱讀相關的英文論文5~10篇左右，而且還要接受導師和同學的提問”。
　　“對年輕的學生來說，他的知識結構尚未建立，甚至連做事的方式方法也未完全學會，導師在這時候要做的就是理論和實踐雙管齊下，循循善誘。”說這話的魏群如今已是長春光機所的一名碩士生導師，還是該所最年輕的實驗室副主任。
　　魏群記得，2005年，他還是一名碩士研究生，長春光機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陳波給他出過一道題：看一份驅動器的說明書。魏群看完後，導師又讓他實地去買一個驅動器，他也照辦了，接下來又按照導師要求操作驅動器，向前，向後，都試著完成了，導師又加了幾個動作，魏群也都搞定了。最後，導師告訴他，把驅動器放在真空中，將之前做過的動作連續做一遍。
　　這時，魏群才意識到，這其實是一個“大題目”，而這一驅動器真正應用是放在探月工程“嫦娥”探測器裡面。
　　“如果一開始導師就告訴我這個題目是什麼，我可能一下子就懵了，現在整個過程下來，不僅學會了具體的研究技術，還學會了一套合理的、規範且有效率的做事方法。”魏群說，等他招到學生之後，也像這樣教學生。
　　向最好的老師學習，超過自己的老師
　　像陳波這樣通過言傳身教來影響人的老師，被不少學生稱作長春光機所最大的財富。
　　至今，鐘興都記得，在2005年一次座談會上，正讀研究生的他聆聽了王大珩先生“手把手教學生”的一段故事。
　　故事發生在長春光機所成立早期，所內實驗器械以及相應的規章制度都尚未健全。王大珩先生就從一點一滴的小事抓起，甚至在一次會議上，他直接登上講臺，向師生演示在實驗室內如何換鞋，“先換哪只後換哪只，做得十分清楚”，邊做邊講解其中的要點。
　　更讓這些學生欣喜的是，在長春光機所，他們可以隨時挖掘和使用這些“資源”。
　　呂金光是今年留所的博士生。他還記得，在他攻關一個工程的結構設計時，遇到難題，而這又不是其導師的研究領域，需要求助他人。
　　他和研究組的其他同學一起抱著筆記本，敲開了長春光機所首席科學家、總工程師韓昌元辦公室的門。
　　不試則已，一試就讓他嘗到了甜頭。
　　“老先生非常熱情，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本以為最多談個十幾分鐘，他卻主動拉著我們就科學原理、工藝技術討論了兩三個小時。”呂金光說，所里很多老先生都很樂意跟年輕人談論問題，指導他們學習。
　　過去，人們總說教會學生餓死師傅，如今，顏昌翔卻堅信“在自然科學領域，把學生教會了，自己也一定在進步。”
　　毫無保留地對待學生，這是顏昌翔自己的一種堅持，在他看來，學生總是需要一些“特殊待遇”的。
　　15年前，當他還是一名博士生時，導師中國科學院院士、長春光機所原所長王家騏就定了一條規矩，“任何學生進我的辦公室，都可以不敲門直接進來”。
　　顏昌翔記得，一次，他徑直走到王家騏院士桌前時，伏案看文章的老先生還沒發現，他便叫了一聲老師，把王院士嚇了一跳。
　　“學生要在他所研究的領域比導師還要強，才能說這個學生教得合格了。”長春光機所空間二部主任、研究員韓誠山說。
　　這在自然科學領域不是一句大話。
　　在長春光機所，有種說法是要“培養具有科學素養的工程師”，韓誠山自謙是一名工程師，更擅長解決工程問題，把一個科學想法變成現實，而對“為何能實現”等科學理論問題他也非常重視，而且鼓勵富有活力的學生去做研究，並根據自己多年的經驗去和學生“交流溝通”。
　　韓誠山從不迴避一個現實問題，身為導師，通常會被科技會議、工程項目占用大量時間，但即使再忙，也“不讓學生替自己‘沒時間’，或是為完成工程而去做一些純勞動性的工作”。
　　他說，這是底線。
　　在科學界，還流傳著著名光學家蔣築英求學長春光機所的故事。1962年，時年23歲的他寫信說服母親，從北京大學考入長春光機所，成為王大珩的研究生。
　　上世紀70年代，我國彩色電視的複原技術十分落後，導致顏色失真嚴重。蔣築英就與導師王大珩一起攻關，提出了彩色複原質量問題的新方案，最後攻破了這一技術難關，使人們得以看到圖像清晰、色彩逼真的彩色電視節目。
　　邁入21世紀，這種實踐中培養高質量學生的做法，也為長春光機所吸引來諸多優質生源。一個非常喜人的數字是，在該所近年來的生源中，985高校學生可占80%以上。
　　魏群說，當一些學生在抱怨自己在逼仄的實驗室里當著“學術工人”的時候，他正在和導師討論著實踐中遇到的技術難題；當一些人抱怨，今天導師又硬塞給自己一個題目做時，他卻在做著自己感興趣的課題，“這一切都取決於你所在的環境，究竟怎麼看待學生，是培養你，還是單純地利用你？”
　　帶學生不行一票否決，取消導師招生資格
　　如何界定導師的權限，國科大在嘗試給出一個令學生滿意的答案。
　　2012年7月，國科大正式更名，作為一所依托於中科院110餘個研究所開展研究生教育的大學，就是要為各研究所打造一個教育平臺和管理框架，讓研究所“回歸到教育功能原位”，成為中科院“研究生培養中真正的‘院系’”。
　　“從制度上對導師的權力設置‘邊界’，比如學生可以在理由正當的前提下經許可更換導師，而原導師不需簽字。”在國科大第一次工作會議上，中國科學院院長、國科大校長白春禮如是說，“北京大學有蔡元培學院，南京大學有匡亞明學院，國科大為什麼不能辦幾個黃昆學院、（王）大珩學院、（竺）可楨學院呢？”
　　這一設想已經成為現實。
　　2013年7月，中國科學院大學大珩學院在長春光機所揭牌成立。
　　肩負“大珩學院”這一光榮頭銜的長春光機所早就開始推行“導師組”培養模式。所謂導師組，就是學生除了自己的導師之外，還有若干不同科研方向的副導師。這種“多對一”的培養方式，不僅能讓學生在實踐中快速學習各種學科知識和技能，更能營造出一種開放、平等、教學相長的學習氣氛，讓同學和老師坦誠交流、共同進步。
　　建章立制，是破解導師只愛科研不愛教學難題的第一步。
　　筆者看到，對於長春光機所博士研究生指導教師上崗條件，其中一條就是“有培養研究生的經驗，至少已完整培養過一屆碩士研究生或在國內外協助指導過博士生，且培養質量較好。”
　　翻看該所《博士生導師評價體系》，其內容則更為實在。
　　針對“導師責任心”這一看似較虛的考核項，卻通過多個節點和具體分數的打分來夯實，比如：開題報告前導師應檢查和指導修改開題報告、組織學生進行組內預報告，導師得10分，做論文期間每名研究生只能改一次論文題目，但是，改論文題目1次，扣除5分。
　　顏昌翔告訴筆者，這一考核方式通常是靠研究生部來監督，“老師要將學生原始開題報告（保留導師修改痕跡）、修改後開題報告、預報告‘簽到表’都交給研究生部作為賦分憑證，審核備案。”
　　在學生的選題方面，導師也要充分尊重學生的科研興趣。顏昌翔談到，他通常都會給學生幾個研究方向，讓他選出一個自己感興趣的課題，深入下去，充分調動學生的積極性。
　　能否讓那些樂於坐冷板凳的學生，坐得住，坐得值，就看導師的水平，尤其是用心與否了。
　　一條有意思的規定是，教書育人附加分辦法，即學生獲得三好學生標兵、優秀學生幹部、優秀畢業生等院級獎勵，導師加20分，而學生一旦有無故遲到、早退、曠勤的情況，則要扣導師5分。
　　有學生開玩笑說，這種“連坐捆綁式”的考核辦法不得不讓導師開始留意自己的學生到底怎麼樣了。
　　最為關鍵的是，這條考核體系涉及了具體實施條款。其中導師考核標準及待遇一項提到——
　　對於考核合格的導師可以列入下一年所研究生招生簡章，對於考核不合格的導師將不列入下一年所研究生招生簡章，（兩年內）停止招生。
　　對於連續3年沒有招到博士研究生的導師將不列入下一年所研究生招生簡章。
　　對於考核不合格的導師，如需要再進入招生簡章恢復招生，需本人提出申請，由所長辦公會議討論通過後再進入招生簡章恢復招生。
　　長春光機所在師生比上也作了制度上的規定：每名導師原則上每年最多可招收博士生兩名，但對於有博士畢業生的導師（或協助培養導師），當年分數超過合格分數的導師，下一年度可增加1個招生指標。
　　破解科教結合難題，需回歸人才培養規律
　　破解科教結合異化難題並非一蹴而就。
　　這一現象在發達國家的研究生教育中同樣普遍存在，上個世紀末，國際高等教育界就有人發出警告，“科研贊助成為指導和潛在的合作中介，教授變成項目管理者和行政人員，學生被以命令的方式進行指導，被像雇員和技術員那樣對待”，“學生為教授學術晉升而受剝削，歷史上是以大學科研製度為基礎的”，最重要的是，“科研和教學，一般很少談到學生的參與，學習的成分很容易被忽略”。為此，有人大聲疾呼“傳統上為知識而生產知識和對未來幾代科學家和學者進行有效的訓練的大學，必須作出補償性的行動”。
　　以理論課學習為例，在高等教育大眾化和全球化知識經濟時代，研究生基礎課程學習非但不能削弱，還需要進一步加強。用韓誠山的話來說，“愛迪生一個一個試，試了上萬個，才把鎢絲試了出來，這種精神值得敬佩，但如果可以從理論上進行一些探索，沒準兒就更有效率。”
　　然而，冷冰冰的現實是，一些高校和科研院所只註重研究生進入實驗室工作，不重視學生的基礎知識學習。
　　“這是導師職責認識的缺憾！”白春禮曾直言。
　　對中科院的研究生教育來說，其優勢就在於科教融合，學生在跟隨導師從事高水平科研實踐的過程中，逐步成長。即作為學生的小魚，“從游”於作為大魚的老師。
　　然而，就在學生和導師的角色雙雙發生變化之時，在科研院所里的學生，很容易被異化成“職工”，即所謂的科研助手。
　　如果學生本人心理錯位成了職工角色，就會心態不平衡；導師會以分配科研任務為主，而對學生的困惑不聞不問；研究所的園區建設常常忽略學生文體活動的需求，甚至於學生即使出現問題，也從不問自己是否已盡了育人之責。
　　“如果回歸到人才培養規律，怎麼辦就一目瞭然。”長春光機所分管研究生教育的副所長張濤說。
　　事實上，在一線的科研和教學單位里，有關“我們培養學生的目的到底是為了什麼”的討論並未停止，是回答錢學森之問的人，是社會各個崗位中堅力量的人，是社會個別領域專業短缺的人才？等等，莫衷一是。
　　但至少有一點，張濤和自己的同事已經達成共識，即長春光機所作為國科大大珩學院，不僅是為所里，更是為國家培養人才。
　　這才是一所大學應有的責任。
　　美國大學協會研究生教育委員會（AAU）1998年發表《大學對於研究生教育的責任》報告，提出了“學生興趣優先，最終目的是為研究生而進行的教育，大學行政管理者和教師必須以學生利益為重。助研和助教在某些方面具有雇佣關係，本質上還是學生；不應違背學生的興趣和職業目標，不應轉過來滿足教師的研究目的”。
　　教育重在過程，科研重在結果。
　　“在學生自主選擇感興趣的課題中，成功了，要明白其中的道理；即便實驗失敗了，也可以收穫經驗。”張濤說，在這個過程中，通過科研項目，把這樣的認知和思考方式烙在學生腦海裡，他們將來才有競爭力。
　　破題，對國科大的研究生教育而言，除了像長春光機所單獨探索之外，一個整體上佈局或顯得更為必要。
　　其實，國科大在更名後的一年多里，已經著手開始了科教融合的創新嘗試。除了大珩學院，國科大還在中科院深圳先進技術研究院設立了深圳先進技術學院；依托中科院昆明分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昆明動物研究所、西雙版納熱帶植物園設立了昆明生命科學學院；依托中科院微電子所、半導體所等中科院內與微電子相關的研究所，建立了微電子學院。這些依托於中科院各研究所設立的專業學院整合了學科優勢資源，提升了學生整體培養水平。同時，國科大在校部設立了10個基礎學院，聘請李國傑、康樂等知名院士任學院院長，由各研究所的學術專家組成院務委員會、學科群學位委員會等，統籌規劃設計課程體系及學生培養基本要求，形成從校部到研究所的高層次人才培養網絡。目前，基礎學院與專業學院都在結合各自學科的特點，不斷創新研究生培養模式。
　　60多年前，中科院長春光機所的前身——中科院儀器館在王大珩、龔祖同、張作梅、蔣築英等老一輩科學家的帶領下，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研製出“八大件一個湯”，其間，為社會輸送了2200多名專業人才和22位院士。
　　如今，面臨新的發展機遇，身兼“國科大大珩學院”的長春光機所能否真正破解科教結合異化難題，建設成為國際一流的現代化學院，培養出社會需要的人才，我們拭目以待。
　　延伸閱讀：
　　中國科學院長春光學精密機械與物理研究所（簡稱“長春光機所”）建於1952年，主要從事發光學、應用光學、光學工程、精密機械與儀器的研發生產。在60年的發展歷程中，長春光機所在以王大珩院士、徐敘瑢院士等為代表的一批科學家的帶領下，研製出中國第一臺紅寶石激光器、第一臺大型電影經緯儀等多種先進儀器設備，創造了十幾項“中國第一”；取得了1700多項科研成果，獲專利授權750多項；有22位在本所工作過的優秀科學家當選為兩院院士；先後參加了“兩彈一星”、“載人航天工程”等多項國家重大工程項目，為我國國防建設、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作出了突出貢獻。實施知識創新工程以來，長春光機所在科研領域攻剋了多項關鍵技術，取得了以“神舟五號”、“神舟六號”、“風雲三號”、“天宮一號”有效載荷為代表的一批重大科研成果。長春光機所已成為我國高級航天光學遙感器、機載光電平臺及大型光測裝備的主要研製、生產基地。　　（原標題：導師只愛課題不愛學生，如何破解？）